此外版画在形式上还融合了波谱艺术、新媒介传播、伊登十二色环等多种元素。

儒学的根本，正如《孟子》开宗明义所说的仁义而已（《梁惠王上》）[30]，但仁义并不是现代所谓道德。不仅如此，良知即天理，良知要落到实处仍不外乎明天理。

于是，阳明心学、阳明后学等都变成了脱离生活、脱离生活方式的转变的纯粹概念游戏。儒家德性是指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形上的普遍主体性。生活就是天道，生活的流变就是天理的流行：这是我十年来致力阐明的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这种观念必定在当时的观念形态、思想理论中表现出来，包括在当时的哲学和儒学中表现出来。因此，既然正如上文所说，良知即是天理，其实际内容不外乎纲常伦理、存理灭欲，这又怎么能证明阳明的致良知就是现代性的个体性的观念呢？ 这正是我多次强调的：阳明与朱熹的区别不在本体论上，而在工夫论上，即一个向内求，一个向外求。

[①]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展开来说，动辄用道德来概括儒学，甚至称儒家思想为道德主义或道德至上主义，这种惯常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其道德概念是有待澄清的。正因为此，所以，从1958年前后开始，毛泽东就反复提出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等等。

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期然而然在现实的最底部和被既往历史所抛出来的普罗大众相遇。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工农兵群众不仅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掌握与使用理论，而且可以参与学术批判，进而改造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划时代的大事。相比前一时期，在这个时期，自发性并未消失，但党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较为突出。

精神甚至获得了原子弹的比喻，并连贯成精神原子弹这样的说法。或者说，一穷二白这一对极端状况的表达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本体论。

本文尝试从两个相反相成的时代特点入手，来把握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得以展开的历史契机：第一个特点是一穷二白的现状，第二个特点是成为辩证法的国家的希望。⑩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36正是得到了现实直接支持的理论判断，使他在此后反复强调要搞点幻想，要搞点理论，要打破迷信，不仅摆脱在资产阶级教授面前的奴隶相，也要摆脱在无产阶级教授面前的奴隶相，马恩列斯的理论和观点，都是可以修改的，出版马列著作，都要配发序言。在这一时段中，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若干价值体系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在质中，也有特定存在（即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区别，而只有自为存在才是严格地排他性的，而量也并不只是为质做准备等待被否定的，量也有程度这个层次，它指涉的是一种有内涵的量，一种具有简单的规定性的程度。24进一步说，直观的唯物主义是将物质条件做了形而上学化的理解即将其凝固化了，从而物质条件在这里就扮演了和笛卡尔的我思类似的角色，由此，虽然字面上还在讨论物质条件，但在逻辑上却暗暗通向了唯心主义。评法批儒运动所推动的对于历史上法家著作的阅读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潜流。黑格尔的这种细分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并不是只有质和量的一次性对决，要么质，要么量。

在一分为二派，同样也就是在毛泽东看来，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终现实。

这一维度的加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静止状态，就其促进改变的能动性而言，这个貌似是唯心的维度，实际上具有了一种物质性，即它把现实转化为动态的，而所谓动态，指的就是在现实这个客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力量，从而现实也就具备了各种各样的转化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现实的唯物主义把握的关键，就在于对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可能性的把握。62关于儒法斗争中法家的位置，参见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哲学就是明白学，而不是抽象玄虚的教条，因此可以用，这一认识开启了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也影响了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促使他们转而深入农村和工厂去学习。19不仅现状是极端落后的，而且现在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完全没有经验，这一点也为毛泽东等反复强调。贫下中农，把阶级斗争作为学哲学的主课。而所有这些问题将从哲学这个视点出发进行探讨，以把握哲学在特定时代中的角色、位置与功能。这一指示贯穿了他的晚年。《毛主席语录》的编写是这种非历史化的最极端表现。

从一个更拉长的视野来看，当下中国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产物。《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直接回应的都是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

62 清代中期的哲学家章学诚曾阐述过六经皆史的课题，他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潘梓年曾热烈呼唤我们哲学的中国应该有中国化的哲学33，这里所谓中国化的哲学，就是新时代的哲学，这是站在今即现时代的角度所提出的哲学总结的要求。

因为建设比革命要艰苦，时间更长，所以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毛泽东来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修改，不是毛泽东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

特别是考虑到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时候，这种改造就更为紧迫。就当时各种各样的条件论来说，毛泽东的逻辑若是被推到极致，则毋宁是：之所以大跃进有可能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毕竟还占有一些条件，而是正要承认我们丝毫不占有任何条件。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等文章中，他又多次用一穷二白来表述中国的现状。在20世纪当中，在理论上、实践上并且是通过全民性的实践将这一尝试尽可能推向极致的是50—70年代。

和问题导引性相关，日常性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概括地说，整场运动有两个高峰，分别呈现不同的特点，也横向地反映着同时代的历史变动。

杨献珍在当时是对于大跃进和群众学哲学运动有代表性的批评者，他反复强调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做什么，强调客观条件的限制。退一步说，在原理的意义上，学习毛主席，乃至崇拜毛主席，并不必然走向所谓个人崇拜。

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运动最初兴起的1958年。毛泽东强调需要一点而非很多个人崇拜，是考虑到文革前夕的权力分散状况，考虑到中国民众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养成的惯性心理，但所有这些在形势内部的思考并没有被广泛认识。

在文革之初，这种思想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这也恰好意味着思想的窒息。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这一点，正表现在当时关于真理是具体的这一观点的讨论当中。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哲学一定要可以用，也必须要用，这改写了哲学的定义，那就是所谓哲学，不是完成于自身的东西，不是完成于著作当中的，而是要完成于和现实问题的交锋，对现实难题的解决。将学到的哲学单纯做理论的使用的现象很少，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是为了更好地反击厂里右派的理论进攻而学习哲学的，这是此一时期很少见的例子。

15 将工农兵和哲学关联在一起，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是全部人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16。工农兵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学习哲学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又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没有这种发展形成过程，科学就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